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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shuiliangxu

也谈当代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徐水良

2017-8-20日


再强调一遍:

从《河殇》以来,这是一个被中共及其特线,被告别革命派、伪右派和伪精英故意搅混水,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但没有能在全国建立完全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后,陷入军阀混战。

抗战胜利后,1947年,中国再一次初步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但随后,却被共产党发动的内战所推翻。

当代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失败,指的就是二战以后,民主宪政体制在中国的失败。

当代中国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非常清楚,就是极权专制的中共,在斯大林的苏联,用包括苏联军队、以及苏联俘虏的日本、满洲、朝鲜的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支持下,赢得了内战胜利。不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却东拉西扯谈其他,把原因转移到其他方面,完全是转移视线和方向,帮助中共掩盖主要原因,推卸中共罪责,从而达到推迟民主革命,阻碍推翻中共、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

我过去已经有许多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批驳与下面各位一样的观点。东西德,南北韩,台湾和大陆,日本和东欧,都是例子。都证明文章的作者和下面几位的说辞,基本都是说胡话。

这些文章有许多篇,下面给其中两篇文章的链接:

对内因论和素质论的哲学思考:
https://plus.google.com/111142178535963106499/posts/EXqy21cYCCY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292064

驳内因论和素质论:
https://plus.google.com/111142178535963106499/posts/ULuv3vj1hGK

东西德,南北韩,下面各位遁词所例举的内部因素,几乎一样。大陆和台湾,也几乎差不多。但因为外因苏联及共产势力占领,与美国等民主国家占领的不同,结果天差地别。日本,下面各位遁词列举的内部因素,日本远不如东欧,但战后,日本民主了,东欧却从半民主倒退,变成共产极权专制。说明决定因素是外因,即苏联力量和美国力量,而不是他们下面这些胡话所列举的内部因素。

正像我在《小议宗教、中共、民众、文化、帝国主义等等》一文中说的,苏联及其马列教共产主义,具有非常强的帝国主义侵略性。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是俄国和东欧的基督教地区,非洲的原始部落和南美的基督教地区,还是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和中亚广大的伊斯兰地区,还是西藏蒙古等佛教地区,还是儒家文化区,只要他们占领,一律实行马列共产极权专制制度,而且一律实行毁灭当地传统文化的政策。无论当地的传统文化是那一种,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相反,只有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占领的地区,当地人们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才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并且由于占领国及其民主制度的影响,才往往逐步走向民主。

因此,把马列及其专制的罪责,推到当地传统文化头上,把共产阵营占领区无法实行民主宪政的责任,推到当地传统文化头上,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全部都是为马列和共产制度推卸罪责的遁词。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从传统文化找原因的浩如烟海、铺天盖地的文章和文字,不仅全部都是垃圾,而且几乎全部是有意无意,帮助马列及当局推卸罪责的反动谬论。而很多人,就被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洗脑,把这些谬论当作自然而然、不容他人怀疑的常识。

所以,下面各位,徐文立先生把宪政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商業社會需要的「誠信」、「契約」、「守約」「失約後的救助和懲處」,以及最重要的「信仰」才是憲政的基石。”而中国社会却缺少这些“民主社會的基石”及他杜撰的“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而耿国阶先生则长篇大论,把它归结到中国的传统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制度、行为模式、救济机制四个方面”。他们都几乎是故意不看战后明摆着的客观事实,都故意回避苏联阵营以及马列和马列专制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全部都是我上面说到的垃圾和谬论。

徐水良

2017-8-20日


附1:

Kang Bi wrote:
徐老,卫珍女士的补充很好。民主政制、民主政治及支撑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三位一体,不可一蹴而就。问好

推荐一本书:康多莉扎·赖斯的:
Democracy:StoriesfromtheLongRoadtoFreedom–May9,2017
byCondoleezzaRice(Author)
https://www.amazon.com/Democracy-Stories-Long-Road-Freedom/dp/1455540188/ref=sr_1_1?ie=UTF8&qid=1503063695&sr=8-1&keywords=democracy+long++freedom

在2017年8月21日上午1:20,徐文立写道:(徐水良按:其中日期时间应该是中国大陆日期时间,所以徐水良文章是20日,徐文立文章是21日。)

商業社會需要的「誠信」、「契約」、「守約」「失約後的救助和懲處」,以及最重要的「信仰」才是憲政的基石。中國社會在民國和現在開始慢慢有了,儘管那麼令人失望。
所以,我才寫了「中國大勢」(2010年)的「位移論」和「民主社會的基石論」及「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2008香港出版)。依然沒有人真正的認為是回事,只有悲涼。

2017-08-20陈卫珍写道:

把推翻中共作为实现宪政民主的充分条件,是非常错误并且狭隘的。推翻中共,是否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个还需要观察。事实上,就连中产及以上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宪政民主政体,决非单单把中共推翻就万事大吉。显然,还有更加内在更加重要更加根基性的因素需要预备与考虑,有更加隐蔽甚至可以上升到行上格局的因素,导致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难以确立起来。我真的希望相关学者与专家的思考,能够更加深入与全面。但无论如何,推翻中共等于宪政民主政体,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至少在当前的情况下绝对如此.

这篇文章很多论述也是不全面甚至偏颇。但是因为在海外的民主人士当中,我就没有看到比较像样的思考并论述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制度究竟如何才能确立起来?过去是怎么失败的?失败的内外因素?今后的宪政民主政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内外在因素与条件的预备?很多人就是咬牙切齿要推翻中共。吃瓜的民众进来一看,第一个感觉是,中共不好,可是中共推翻以后怎么弄?到这个层面,基本就是一片空白了。所以说,民众如何能够有足够的信心与动力,去支持民运去推翻中共?像我的弟弟跟我聊到这个问题说,他们要反共,反共究竟目的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国内无论是维权的还是抗暴的,基本都是自身被逼到无可奈何的处境下而起来抗争。很遗憾,也仅仅是为了抗争而抗争,是一种本能的对暴政的反抗。我坚决维护这种抗暴的权利,我也绝对表示认同与理解,但是就宪政民主政体的建造,显然无法仅仅在民众出自本能的大规模抗暴之基础上就能够水到渠成。他需要更为内在更为重要更为根基性的因素与条件为支撑。

陈卫珍

书摘: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作者:耿国阶

20世纪初期,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宪政治理实践,但以失败告终。本文从价值、制度、行为模式、救济机制四个方面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1·中国宪政尝试的价值体系

在英国那样的先发宪政国家,宪政价值体系是经历过几百年的演化内生形成的。因此,宪政价值体系已经扎根民情,成为社会信仰,是社会力量整合的价值纽带。但是,1912年开始的中华民国是由于革命骤然开始的,是基于“宪政”富国强兵的功效而人为“移植”的,而社会内在价值的演化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远远没有达到支持这种骤然的“制度移植”的程度。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习惯,更多受中华治理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更多转型期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宪政的运行缺乏坚实的社会性价值根基。

2.中国宪政尝试的制度体系

借鉴并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体系,20世纪初中国的宪政实践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度体系。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明确规定了人们的各种权利,以及政府的组成。

仅就宪政文本而言,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等西方宪政治理带有共性的基本制度都在临时约法中得以具体体现,并不逊于某些内生宪政国家的制度文本。

3.中国宪政尝试的行为模式

在中国宪政实践时期,较为完善的宪政制度体系并没有催生新的宪政行为模式,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角色的行为仍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行为模式的延伸,“宪政”沦为装饰和装潢。

权力的运行和博弈依然是由暴力和权力主宰。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依靠暴力和权术登台,也依靠暴力和权术治国。北洋军阀时期一幕幕选举闹剧和一次次权力更替,更是说明了权力的运行和博弈的真正规则是什么。

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依靠暴力,而不是程序。在暴力和权术主宰的强权之下,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没法期望按照成熟宪政治理国家的稳定程序进行,实现“政治问题司法化”、“社会运动体制化”,只能依靠非常常规的手段来解决,也就是中华治理传统中的暴力救济。

当一种制度架构没有相应的行为模式匹配的时候,可以说,这种制度基本是失败的。

4.中国宪政尝试的救济机制

民国初期的宪政制度设计中包含着截然不同于传统中国治理的救济制度(如选举、弹劾等),但是并未形成实践,政治实践发展仍然是暴力决定的“成王败寇”,政权更迭。

以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例,国共两党虽然正式签下了协议,但最终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枪杆子”。

5.中国宪政尝试失败的原因

与西方宪政治理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宪政治理尝试除了制度体系是移植而来,可以在文本上速成以外,其他三个宪政治理的重要要素----价值体系、行为模式、救济制度---都不能匹配和支撑宪政文本制度的要求,而这三者才是宪政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

首先,宪政制度缺乏社会性文化---心理根基。在先发宪政国家,“宪政”扎根于民众的信仰,是民众解决问题的一种习惯和规则,这种情况在英伦尤其典型。英伦的宪章源于古老的习俗,千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习俗休养生息。所以,在那里,“宪政制度”不过是对其内在治理传统的一种概括和提炼,而不仅仅是外在于其社会传统和生活习惯的“文字”。“宪政制度文本”可以一夜速成,但这种内生的信仰和习俗却只能经由缓慢的演化而成。

相反,中国的宪政尝试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对真诚推行宪政的人而言,只是宪政有利于富国强兵、挽救时局。如1898年的百日维新,清末激进的立宪派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均是这种立宪决定论的具体体现。显然,这种思想陷入了“制度决定论”,而忽略了制度运行所依赖的根基。对于不相信宪政的人而言,宪政只是一种斗争策略。

因此,自由、权利、民主、法治等基本宪政价值并非当时社会力量的价值纽带,也难以成为以此为价值核心来整合社会力量支持宪政制度。

其次,宪政制度缺乏政治支持。第一,真正支持宪政的力量并没有严格有力的政治组织,不能将对
宪政的支持有效地转化为政治支持。以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以及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间势力”为例,两者在当时皆有比较大的声势,但是同盟会内部鱼龙混杂难以形成一个真正效忠于临时约法的有力的政治组织;20世纪40年代中期,主张宪政与和平的“中间势力”虽然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党派纷呈难以整合成为一有力的政治联盟,影响实际政治发展进程,徒具声势而已。第二,掌握实际政治、军事、财政资源的组织或领导人几乎没有真正支持宪政的,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再到蒋介石,皆以暴力和权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宪政”不过是其工具和装饰。缺乏政治支持的“宪法”或者是一纸空文,或者沦为表达统治者意志的副本。

最后,不利的发育环境。中国宪政尝试先天不足,缺乏内生的价值和政治支持,后天也连遭厄运。先天不足的宪政模式需要一个较长期的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才能得到比较好的发育,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面临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内战频繁,日本的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处于分裂和灭亡的边缘,宪政所需的社会基础的发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虽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却不能归之于“宪政”本身的失败,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展开自己,没有真正开始过。


附2:

小议宗教、中共、民众、文化、帝国主义等等

徐水良

2017-5-14日


一、宗教

伊斯兰的今天,就是基督教的昨天。现在原教旨基督教神棍,包括中国原教旨神棍,竟然想努力复辟想复辟退回到基督教的昨天,来与伊斯兰对抗。实际上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回到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互相战争厮杀的时代。

一神教中,基督教是老二,伊斯兰是老三,基督教是伊斯兰的二哥。二哥三哥,老二老三,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到今天还在打。两家还曾经一起迫害屠杀大哥犹太教,迫害屠杀其他宗教,镇压和抵抗自由民主普适价值。内部也是屠杀教内无数异端。烧死无辜的女巫及科学家。把世界搅得一塌糊涂。

而准宗教马列教和纳粹教,则是一神教的同母异父的异姓小兄弟。是他们的老四老五。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两个小兄弟,比他们的哥哥们更厉害。

全世界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是泛神论多神教。一神教产生于中东地区。后来被犹太神棍摩西,改造成极权专制屠杀人类反人类的极权专制的宗教。

当代世界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根本任务,是反对马列教一神教及其衍生问题。马列党棍和原教旨一神教恐怖主义神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敌人。所以,不涉及这个问题也不可能。

大家尽可能把矛头对向马列教,一神教则要自觉抛弃原教旨主义,不要老是喋喋不休地坚持把自己的原教旨信仰推销给大家,尤其不要顽固坚持在中国搞“国度性福音化”,那样,才能避免矛盾,趋向一致。

像有的一神教神棍那样,不断宣扬“国度性福音化”,宣扬全民信基督,才有民主。否则,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垃圾,就不配民主。这就必然引起争论论战。

二、中共镇压和民众抗争

中共的残暴无以复加,中国人的抗争可歌可泣。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类似抗争,达到那28年前那一次抗争规模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抗争,超过所有共产国家。那一次抗争虽然在机枪坦克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共产阵营很快在短时间内崩溃,轰然倒塌。这是中华民族的贡献和骄傲。谁说中国人是懦弱奴性的民族?

在那一场抗争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烈士们,将永远在中国人的心里,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垂不朽。他们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那次的失败责任,不在民众,在邓的残暴和赵紫阳的软弱。没有办法,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的对手,是最残暴最无耻最腐败最没有人性的对手。中国人只能更多地付出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全民族自由民主的未来。

实际上,马列极权,与奴性无关。在数百万枪杆子压力下,任何一种文化,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都无法抵抗,都是屈服的。暴力和暴政的统治,反过来又制造出空前的奴性。

俄国人有叶利钦,所以,比中国抗争规模小得多的抗争,胜利了。中国人有软弱不敢反抗的老赵和精英,所以,特大规模的抗争,失败了。

没有一个国家,有今日中国这样特大规模、迄今连绵不绝的群体抗争。我们大家都别自卑。

三、文化:原因和结果

请问那些把问题归到传统文化,为马列推卸罪责的人:基督教天主教的东欧,东正教的俄国和附从国,伊斯兰的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联盟一些国家,还有中亚那些伊斯兰国家,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非洲几个国家,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世界的古巴,佛教儒教的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这些共产党国家中,有哪一个国家,当年的抗争能够达到中国抗争规模的十分之一?今日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今日中国这样、迄今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群体抗争?

在当年共产党时代,全世界其他共产国家的抗争合起来,那总体的抗争规模,恐怕也不及中国大。

最近的委内瑞拉,货币贬值99%以上,那群体抗争,其烈度,倒是有点向中国靠拢。

只是,中国人抗议、抗争的对像——中共,动不动使用暴力,这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其维稳规模,维稳经费竟然远超国防经费,这也是任何国家没有的,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最近正在搞的北京一带一路会议,那维稳,典型地表现了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都没有的、空前的维稳力度。

那些拼命把马列专制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的人,说:“历史是看结果的。只有无聊的历史学家才扯皮看过程。”我劝这些人,要讲点逻辑。你们一直在说原因。你们一直在说传统文化通过奴性造成马列专制的过程,但却又要自我矛盾,说历史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自己一直在说历史原因时,同时却说历史不看原因,只看结果,纯粹是不讲逻辑、自相矛盾、诡辩。

转移目标,把马列文化及暴力造成的原因,说成传统文化造成。被批驳了,就说历史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连过程也不看,当然更加是不讲原因。那不是纯粹诡辩是什么?只看结果不讲原因,那你不断找原因,把马列和暴力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头上做什么?

事情明明白白,中国问题是共产党及其马列文化、党文化造成的,你拼命转移方向,说成是传统文化的问题,说得通吗?

在东正教的苏联,天主教基督教的东欧,古巴,埃塞俄比亚,非洲,伊斯兰的阿尔巴尼亚、南联盟一些国家,中亚国家和地区,甚至现在的委内瑞拉,那里也是同样马列共产问题,你们为什么就不说那是他们传统文化一神教导致的问题呢?

其实,一神教倒恰恰是马列祖师爷。中国传统文化却与共产党及马列教没有关系。

四、马列教毁灭其他文化,实行帝国主义政策

马列教进入任何地区,都是要清除该地区的传统文化的。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儒家,都要清除,而不是结合。

只有毁灭其他文化,马列教才能畅通无阻地发展。

一神教与马列教相通的东西多,所以被马列教允许保留的传统垃圾多。

儒家和中国文化,则受到空前的批判和毁灭。这种批判和毁灭力度,是任何国家,整个人类历史所没有的。甚至远超过伊斯兰毁灭佛教等文化的力度。儒家垃圾和精华,被保留的程度,都远小于一神教。

一神教和马列教都是偏执的强势文化。弱势的佛教和儒家文化,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马列教借20世纪左倾大倒退历史潮流,一度在欧亚大陆横行,还肆虐非洲一些国家,和美洲的古巴等等。马列在这些地区打败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佛教,儒家等所有其他文化、思想和信仰的总和。

我过去的文章多次说,古罗马、秦、汉、蒙古帝国等等古代的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列宁和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纯粹是胡扯。等以后有空,还需要好好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谬论。

实际上,苏俄兼共产国际的帝国主义,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其中也包括文化帝国主义。

马列共产主义,恰恰是五四运动打倒传统文化以后,才能进入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以儒家为思想武器及指导思想,日本和台湾迄今尊崇儒家及传统文化,韩国也没有批儒家。他们没有马列专制。为什么大批特批儒家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大陆,恰恰是马列共产专制?

那些不断攻击儒家的人,恐怕从来没有读过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

因此,说马列与儒家结合才有共产专制,纯粹是说胡话。

有人责问:“哪个国家是靠儒家走向自由民主的?”

其实,我早就一再强调,儒家是一般专制。既与推进自由民主无关,也与实行马列极权专制无关。我一再强调,推进自由民主,不能靠儒家。相反,自由民主也要反对儒家家长制式的专制。前几天我就强调了几次。

有人问,别的国家民主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

对这个问题,我已经无数次解释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却没能改变自己。共产阵营的崩溃,有中国的贡献。但为什么中国没有能改变自己?因为那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别人有叶利钦,以及还有良知、不敢大开杀戒搞屠杀的领导人。中国却有大开杀戒的邓,有软弱的不敢反抗的赵及伪精英。

为什么对那些把责任推给传统文化的胡搅蛮缠做法,不能不管?因为这种胡搅蛮缠的做法,是从河殇黄色文明蓝色文明无稽之谈以来,某党策划炮制的、有组织、有目的的、长期的行动,其目的,当然就是推卸马列罪责,把它推到传统文化头上,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当然只能应战。

有人说别人民主了,我们却没有,因此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并说我的说法自相矛盾,是悖论。

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上面又强调了一次。这里再重复一次,这主要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别人有敢于反抗的叶利钦、和仍然保持一定良知不敢屠杀的领导人。我能们却有邓,和不敢反抗的赵紫阳及伪精英。何来悖论之说?

有人说我是满口儒家文化的儒家骗子。

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从来说儒家是一般的专制文化,从来批判儒家。我什么时候变儒家了?这种说法,恐怕是精神异常失去判断能力了。

下面是就我无数批评儒家文章中的一篇。

《再谈儒家问题》
https://twishort.com/zUSlc

有朋友认为专制就是专制,儒家专制和马列专制都是专制。

在这类朋友那里,似乎所有的坏人都是一个人,所有的坏东西都是一种东西。没有差别,没有犯罪责任的不同,也没有大坏、小坏的差别。

下次谁要抓杀人犯,就让这些朋友抓小偷来代替。

当然,马列共产暴政,是特大屠杀人类反人类土匪集团。不是一般专制一般杀人犯、更不是小偷小摸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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